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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沙俄一直依仗的是自己巨大的体量，动辄就是用上百万人的陆军来欺负欧洲诸国，尤其是在燧发枪和排队枪毙的年代，源源不断的陆军兵力一直是欧洲诸国心头的梦魇。

或许生活在十九世纪末这个时代的人，还被历史的迷雾蒙蔽了双眼，无法预见到在用自动武器、速射火炮、堑壕、永固工事、地雷和铁丝网组成堑壕战体系面前，如果没有空地一体学说下的装甲突击力量，再多的士兵也不过是这座血肉磨坊里的原料。

而在穿越而来的乔伊面前，自然不存在什么战争迷雾，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战争模式演变，乔伊了然于心。

为德国开发栓动步枪历史上射速最快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就是应对战争模式演变的第一步，获取智利的铜资源是储备物资的第二步，而第三步，如果俄国人敢于在东线给德国制造麻烦，乔伊不介意加速自己的第三步，点亮自动武器中的王者—重机枪，以及人海战术的克星—火力圈与堑壕战。

乔伊可以拍着胸脯打包票，绝对能让喜欢人海战术的俄军与万岁冲锋法军，真正见识下所谓死亡镰刀屠杀的效率。

乔伊的想法还是仅仅是停留在武器层面上，而腓特烈皇储却从战略层面进行了思考，如果自己儿子口中的自动武器是存在的，只要能获得英国人的海上支持，那么就完全可以仿效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的做法，与领土广袤的俄罗斯打一场消耗战，而不是歼灭战。

消耗战这个想法是由乔伊的老师，或者说是1879年之前的家庭教师，汉斯-德尔布吕克博士先生率先提出的，容克贵族家庭出身德尔布吕克博士，从1874年开始就担任乔伊的家庭教师，直到去年为了接替父亲在普鲁士贝尔根-斯特拉尔松地区的众议员位置，离开太子宫去参加了普鲁士地区的议员选举。

做为腓特烈皇储夫妇为乔伊亲自挑选的家庭教师，德尔布吕克博士同样也是腓特烈皇储的好友。

德尔布吕克博士学术的主修方向是历史学，尤其喜好德国十九世纪当代的历史，这其中就包括对德国经济史、军事史的研究，在今年还曾经专门写信给腓特烈皇储，送上一篇专门讨论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表现的短篇学术论文。

这篇文章中，德尔布吕克博士创造性提出了，腓特烈大帝赢得七年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普鲁士参谋总部所推崇的几次歼灭战，而是执行了一种名为消耗性战略的方法。

在同三位女士的七年战争中，与法兰西波旁王朝、俄罗斯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这三家地表最强的陆战国家相比，小小的普鲁士掌握的资源异常有限，资源有限的腓特烈大帝总会明智的交替选择外交或战争，无论是外交上的妥协退让或者强硬的推行战争，只要那个方式最适合腓特烈大帝自己的战略目的，腓特烈大帝就选择那个。

何时战斗，何时迂回，何时退却，何时冒险，何时节约兵力，何时快速募兵....在腓特烈大帝心中，唯一能决定战争操作和战略方针的只能是政治。

总之，腓特烈大帝成为伟大统帅的原因，不仅仅是他所赢得的战役，更是因为他的政治敏锐及战略意图，符合当时普鲁士政治的现实。

腓特烈大帝可以说是霍亨索伦家族中所有男人的精神图腾，也是普鲁士军事容克贵族们内心骄傲的源泉。

做为欧洲四战之地的德意志，总是与各式各样的强者为邻，学习和研究腓特烈大帝的统治艺术，则是每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统治者必修的课程。

在德尔布吕克博士提出消耗性战略这个思路前，霍亨索伦家族在欧洲的战略上一直坚持两点，政治上靠拢英国人的同时与俄国保持友好，军事上则强调对法国的快速歼灭战。

在今年夏初，俄国人舒瓦洛夫将军访问柏林后，为了应对俄国人可能出现的两面三刀，腓特烈皇储特意与俾斯麦宰相讨论了对俄政治与军事应对办法，期间就仔细的讨论了德尔布吕克博士的研究成果。

做为胸甲骑兵团荣誉上校的俾斯麦宰相，军事上的建树实在是乏善可陈，但是从政治角度，却对决定战争和军事战略的因素只能是政治，这个观点大加赞赏。

战争只是政治的延伸，不能由军事解决一切，解决复杂国际问题的始终应是外交，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精英们掌握最锋利战刀，这是俾斯麦宰相一直以来坚持的政治观点。

老宰相认为，只要能获得英国人友谊的保证，德国人就能在欧洲大陆的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外交也好，军事也好都要从属于这个战略之下。

之前外交上大搞的“五球平衡”也好，还是今年推进德奥同盟，甚至谋划新三皇同盟，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促成德英结盟这个根本战略，可不管老宰相怎么努力，英国人总是摆出一副冷傲的面孔，就是不愿意踏进欧洲大陆。

或许，可以稍稍听听乔伊的想法，德国也尝试着适当改变欧洲大陆格局，默许甚至纵容法俄同流，挑战英国人的霸权，逼迫英国人向德国表态，如果英国人同意与德国结盟，那么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