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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抓部队军事训练不放松的同时，赵兴还授意贾诩与陈宫等人，利用冬季农闲时间，老百姓窝在家里闲散时间多的机会，在整个上党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卫生运动”。赵兴这么做，也是想从瘟疫和流行性疾病的传播源头防范疫情，避免上党百姓过多的非正常死亡。对于东汉末年的瘟疫，南道在这里要多啰嗦几句，没有兴趣的书友可以直接略过……

根据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献记载，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等都曾在中原大地上肆虐横行。由于古人的对疾病的认识有限，因此他们往往对瘟疫的具体类型分辨不清。根据古人的解释，所谓疫，就是指“民皆疾也”，意即凡能传染的病都通称为“疫”。至于“瘟”，则是指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基于此，古代中国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早在东汉之前，历代王朝都曾有瘟疫发生。由于中国是一个季风国家，地处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交接处，冬夏气温冷暖不均，气候变化很大，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很容易引发疾病灾害。

东汉末期的数十年间，大瘟疫更是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

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这样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当时这里不断发生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

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

毫无疑问，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政治**、军阀混战、灾荒频仍，再加上闻所未闻的大瘟疫，使得整个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面积荒无人烟的情形。过去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遭到彻底破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商品交换也陷入停滞。正是面对这种悲惨的景象，曹操曾无比伤感地写下那首著名的《蒿里行》：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以上这段关于三国瘟疫的记载，献给已经消失于历史长河中无数你我的先人！

作为“后知先觉”的穿越者赵兴，他从来都不觉得普通百姓的性命就要比王侯将相的低贱，他更不认为老百姓就该生如草芥、死如蝼蚁，他要用实际行动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出一个和平安宁的新世界。在防范瘟疫方面，赵兴就充分借助了这次“全民卫生运动”，把一些当时人们根本不曾意识到，或者说没有应对经验的方法和方式教给了每一个老百姓。

第一，花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对上党境内所有人畜饮用的水源进行清洁和保护。比如将所有水井里面的淤泥全部掏干净，在水井的四壁砌上青石，对井口进行遮盖。对水源地进行灭鼠、灭蝇蚊、灭虫蛇，大量使用生石灰、硫磺粉、雄黄等具有消毒作用的物品。对村庄和集镇、县城内的排污沟渠进行清理和冲洗，在河道两旁种植树木。

最为重要的是，赵兴要求今后无论人畜的饮水，都必须经煮沸待凉之后才可饮用，如果普通人家连烧水的柴火钱都出不起的话，没有关系！咱烧煤石！就东汉时期山西境内的煤，如果仅仅用来烧个白开水，估计用个几千年还不是什么问题。赵兴大概知道并州煤矿的分布和走势，这玩意在并州多的就像泥土一般，只要你有人力，采多少算多少，没人跑来问赵兴收税。

第二，修建公共厕所。有人说从一个城市的公共厕所的多少和卫生程度就能看出这座城市的建设水平，赵兴深以为然。他安排了正愁无业可干的大量流民在乡村、集镇、县城里面百姓密集和流动性大的地方都盖上水冲茅厕，号召百姓不要随地大小便，不随地吐口水。虽然只是号召，但刚刚编入衙役队伍里面的赵兴崇拜分子们可不这样看，他们把这当成是赵兴的命令，不折不扣地紧抓不放。只要发现有人随地大小便或者乱吐痰，立即逮起来进行政策学习，同时还要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