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南宋，在朱熹等理学家的带动下，书院建设之风更盛。一系列学规章程的制定，标志着书院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阶段。书院是南宋理学家传播理学的主要文化阵地。理学家们固然多排佛，但在思想上均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其中，不少人在寺院住宿或游玩过，对丛林生活有着直接的体会。在书院制度借鉴丛林制度的历程中，书院情结浓厚的朱熹起到了中介作用。淳熙六年，朱熹到南康军赴任前曾与陆九龄相会于铅山观音寺，陆九龄在与朱熹谈话时提到自己想制定“小学规“，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朱熹认为可以仿照《禅苑清规》来制定“小学规“。此外，朱熹指导其门人程端蒙、董铢制定的《程董二先生学则》和当时丛林通用的《禅苑清规》内容十分相近，朱熹本人也对该学则予以高度评价。

书院教育对丛林制度的借鉴既包括教育方式、教育内容等内在方面，又包括人事制度、管理制度等外在方面。在教育方法上，书院教学灵活多样，生动活泼，与以往官学程序化的教育方式大不相同，更为接近禅宗学人的接引方式。佛教在讲经时一直存在着质疑问难的传统，唐代寺院依然如此，丛林的这种教育方式影响到了书院。而以传授理学为主的书院为了修心养性，上穷天理，提倡静坐，这与佛教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唐代禅宗大德传法心要、参悟验证、方便施化，诸方学士参学所得，并互相问答、诘难、辩论、参究等法语，经弟子记录，整理成书，称为“语录“。南宋理学家借用这种模式推广教育，如朱熹平时讲学的言论就经其弟子辑成《朱子语类》保存下来。此外，书院的会讲制度、讲学仪式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受禅林的启发或影响。

在管理制度方面，宋代寺院逐渐形成了住持为首、两序分责的寺院管理体系。这种管理体系在南宋时成为定制，也影响到了书院管理制度之制定。住持为寺院之代表，又是行政负责人，负责统筹寺院事务，书院山长之身份、职责皆与其相似。宋代禅宗“十方丛林“公开选举住持，又启发书院山长的选择要“任人唯能“。在具体职事上，书院堂长和寺院监院相似，均协助最高负责人进行全面管理;书院副讲相当于禅林首座，负责对生徒进行知识和人格教育;书院斋长和丛林的维那职能相仿，负有管理生徒纪律的职责。此外，书院借鉴丛林清规，对学生日常仪容及行为做出了明确限制，对于一些严重无视纪律者，则给予“逐其出院“的严厉惩罚。理学家希望学生通过认真履践，在日常行为中修“道“、体“道“，把外在的约束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这和丛林弟子严苛自持、精勤进修的精神是一致的。在祭祀方面，宋代禅林普遍祭祀本派开山祖师，这对书院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宋代书院除了祭祀孔子及其弟子外，还祭祀书院的创始人及本学派的代表人物。南宋后期，书院进入了成熟化发展时期，历经元、明、清三朝，一直相续不断。其中，书院学规章程是书院的灵魂，其稳定性和有效性是书院长期存在的重要保障。而这得益于南宋理学家对禅宗丛林制度和精神的积极吸收和主动借鉴。

书院走向世界起始于明代。正统四年(1439)也即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宋代的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实为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唐宋以来，它为中国的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过重大贡献。

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并促进这一文明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书院制度向域外输出的起始时间，尚难断定。以今日疆界而论，唐代所辖有今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越南等国部分领地;元代所辖有朝、俄、蒙及锡金、不丹、缅甸、泰国等国部分地区，明代有俄、锡、不、缅等国部分地区。永乐五年至宣德二年(1407-1427)曾收安南入版国，置交趾布政司;清代所辖曾有俄、蒙、哈、吉、塔、缅部分地区，因为这部分地区处于当时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皆有可能和内地一样一体推行书院制度。另外，像日本等周边国家，自唐代派遣使节到中国以来，书院制度也随时可能输入。以上两种可能，唯无确凿材料证明，皆只能归于存疑，可以不论。

海外书院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东亚、东南亚这一中国文化圈内。如朝鲜半岛，历史上曾有过六百七十所书院。日本书院也很多，仅笔者所知就有刀江书院，明治书院，开明书院，汲古书院、高桐书院、东方书院、日光书院等等。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明诚书院(1729)，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五福书院(1819)，南华书院新加坡的萃英书院(1854)、养正书院等，都很有名。此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有圣家书院(又名文华书院)创建(1732)，在美国旧金山有大清书院创建。如果说书院在东亚、东南亚流传是因为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培植，那么它在欧美的立足则说明:在西方文化圈中它们可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海外书院的创建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寓居海外的华人，这些人因为侨居异国他乡，在异族文化的氛围中，常有一种飘浮无根之感，对母体文化有一种执着的依恋，于是就兴办起很多以传播中华文明为首务的华侨书院。

海外绝大部分书院的创建则是外国人，这些外国人之所以移植中国书院于其国土之上，概而言之，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吸收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将其视作一种传播文化的管线;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本身也成为当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完全本土化，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在朝鲜李氏王朝四百余年间的经营，使书院遍布南北各地，直至今天，朝鲜一千元的纸币上还印着陶山书院图案和在院中传播朱子学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李冕的画像。在日本，江户时代称作书院的学校就有佐贺藩多久邑的鹤山书院、多度津藩的弘滨书院、大沟藩的腾树书院、大洲藩的止善书院、大阪的德书院、和田藩的育英书院、弘道书院、时习书院、崇德成章书院、温故书院、博文书院、尚德书院等十余所。除了教学之外，书院的出版功能也得到了强化，刀江、明治等几所书院都是在今天仍在出版图书的书院。如东京明治书院，从其院名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创立于当时中国清代后期的明治时代(1868-1911)，它在昭和四年(1929)出版过岛地大等人的《天台教学史》，三十九年(1964)又出版了川口久雄的《平安朝日本汉文学史的研究》一书的增订版，四十六年(1971)出版利光三津夫的《律的研究》。东京善邻书院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中文学校，则以传承中国书法为重要任务。书院的创始人宫岛大八(又称宫岛咏士)，光绪年间留学中国，追随某师张裕钊游学保定莲池、武昌鹿汉、襄阳鹿门等书院共八年(1887-1894)，深得其书法之道。回国后在东京创建书院，致力于中日友善事业和弘扬其师技法，终成日本一大书法流派。八十年代，善邻书院曾组团到BJ、保定、武汉等地进行张氏师生书法艺术展览。1986年8月，日本的上条信山和中国的启功先生还在莲池书院合作创造了“张裕钊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1987年4月，裕钊重孙张瑞娴女士又在东京设立“张裕钊宫岛大八纪念室“，续写中日书院书法技艺交流新篇章。

外国人移植中国书院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将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管线，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城的圣家书院。圣家书院亦名家修院，又名中国学校(CollegiodeiChinesi)中国人则称其为文华书院，它的创始人是马国贤(1632-1745)。马国贤原名MetteoRipa，意大利天主教布教会(一作传信部)教士，康熙四十八年底(1710.1)抵达澳门，次年奉召北上，以画家身份进宫，成为中国皇宫画师，以长于雕琢绘塑而得康熙皇帝器重。他热心传教，并主张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康熙六十一年(1722)，在BJ为罗马布教总会设立了第一个机关。次年，雍正皇帝登基，他请求辞职回国，得到批准之后，遂于十月(1723.11)带着谷文耀等四名中国学生西行返国。回国八年之后，他终于征得罗马教皇同意，在那不勒斯创建培养中国人的书院，自任总管，直至1745年(乾隆十年)逝世为止，可谓将毕生精力奉献于书院建设。

书院最初以专收中国留学生为目的，后来兼收有志到远东传教的西方人、土耳其人。经费由教会负责，学生毕业后授予学位。书院自创办至1868年(同治七年)被意大利政府没收，历时一百三十七年(1732-1868)，前后总招收中国学生一百零六人，其中还不包括1868转学的三人。据记载，同治(年)以前中国赴欧洲留学的共有一百一十三人，其中九十一人(不包括同治后去的十八人)在该院肄业，占这一时期留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一，余下的百分之十几则散居意大利罗马、葡萄牙里斯本、法国巴黎等地的学校。从以上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圣家书院在早期中国留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与圣家书院类似的还有日本东京的亦乐书院，它是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即清光绪二十五年)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建、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其时日本已经完成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并刚刚将大清帝国打败(1895)。甲午战败，使中国知识阶层普遍感到非学习西方开始近代化进程不可，同文同种的日本自然成了当年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榜样，他们纷纷东渡扶桑，开始了救亡国图存的探索。亦乐书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是中国人透过日本人学习西方，以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机构。当时留学“东洋“的中国人很多，类似这样的书院在日本各大城市都有。兹以东亚同文会创办的东京同文书院为例，介绍此类书院的运作情况。

东京同文书院当时制订了“章程“，分名称、宗旨、体制、肄业年限等十章，共三十七条。书院以“专招清国留学生，授以各专门学校预备之课程“为宗旨。设院长、总教习、干事各一员，学监、书记若干员，共同管理院务。学制二年，每年分三个学期。课程有修身、日语读法，日本语会话、日本文法、算学、英语、体操、翻译、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科。考试分学期、学年、卒业三种，每科成绩以一百点为准，每学年“统将学期点数合算，以每科均平得五十点以上，总算均平得六十点以上者则为合格。否则落第“，学费、杂费皆由学生自负。以上这些规定，皆类近代中国学校之制，海外书院对中国学制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走出国门的书院，从本质上讲，只是这一制度的输出或者说移植，它和本土的学院血脉相承，其基本的文化功效保持不变，但由于受移植时代、移植地区、移植人及其移植动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和本土的书院又有着很多区别。一般来讲，这种区别依其大小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在华侨聚居区，由华侨创建的书院因为建院的主要目的是使侨胞及其子弟不忘根本，它和本土书院没有太多区别。在中国文化圈内的东亚地区，处在吸收中国文化的时期，其所创建的书院，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本土人看齐，但又不乏特点，如韩国书院的注重祭祀、日本书院的强调刻书出版等。而当这些地区转而学习西方时，它为中国留学生建立的书院就与当地受到西方教育制度影响的学校更接近了。上文提到了东京亦乐书院就是这样。在西方由西方人建立的书院，如意大利的圣家书院(文华书院)，它的建立是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提供服务，其内容形式离中国本土书院的距离相对来讲就要远一些。

在中国书院走向世界的征途中，“东国“朝鲜处于特殊的地位，也作出了特殊贡献。

书院藏书

书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源于唐，盛于宋，衰亡于清末，历时千载，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曾起过巨大的推进作用。藏书、供祭和讲学是构成书院的“三大事业“。由于藏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书院藏书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藏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一起，并称为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

起源

书院与书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作过解释:“院者，垣也“。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馆，今人常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方框，里面填个“书“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后汉书·包咸传》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三国志·魏武帝纪》载:“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后汉书·儒林传论》载:“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不过汉代的“精舍“、“精庐“，私家讲学皆由口授，限于当时的出版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

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书院这个名称始于唐代。随着纸张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必须建造较大的院子来安置藏书，以方便读书人，于是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书院“。元代欧阳玄在《贞文书院记》中说:“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及有司设官以治之，其制遂视学校……“书院根据主办者的不同，也随之形成了官办与私办两类。唐代最初设立的官办书院是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私办书院有张九宗书院、义门书院等处。

早期的官办书院是唐王朝修书、侍讲的地方。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唐王朝立国时百废待兴，为统一思想，繁荣文化，经籍更亟待收集、校勘和整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全国征集收藏于民间的图书，共收集到图书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尚不包括佛经、道经等，不仅大大超过了前代，也是唐代藏书最丰富的时期。为了更好地整理图书，除在国家藏书机关兼校书机关“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等处藏书、校书外，还专门设置了“书院“这一机构开展此工作。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称集贤殿书院。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当时，在书院中设置了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等，掌管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诸事务，主要的任务是备皇帝垂询。唐代还兴起了许多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了11所，见于地方志的有17所。如张九宗书院，据记载，该书院“在(四川)遂宁县，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建“，比官办的集贤书院还早90年。这些书院多半只是读书人自己读书治学的地方，不过也有一些书院有教学活动，并有数量可观的藏书。《九江府志》记载义门书院“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

发展

书院和书院藏书的大发展应该说在宋代。北宋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渐趋强盛，士子们有了就学读书的要求。而朝廷忙于武功，一时顾不上文教，更缺乏财力兴办足够多的学校满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兴建书院，以培育人才。当时的一大批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濉阳及是洞为尤者，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这时，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以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更为公私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各书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经营书院，聚集藏书，北宋王朝也给一些书院颁赐了大量图书。这时书院藏书很丰富。比如，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卷。“鹤山书院“堂之后为阁，家故一藏书，又得秘书之付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这个藏书量已超过了当时国家书库。到北宋后期，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掌握人才，十分重视科举，大力振兴学校教育，冷落了书院。在这种背景下，书院开始衰落。

到了南宋，风气又变。首先，北宋后期兴办的官方学校很快变成科举的附庸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日益腐败起来。另外，学校开支全部由官方负担，而这时的官府内有农民起义的忧患，外有辽、金入侵的威胁，财力实在捉襟见肘，办学经费往往不足。再次，这时，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在社会上日益风行，理学家们的讲学活动活跃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大办书院的高潮。南宋的书院实际上是讲研理学的书院，南宋理学主要靠书院来宣讲传播。当时书院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总计宋代书院共有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可见，南宋书院的发展非常迅速。元代统治者从蒙古南下入主中原后，出于缓和阶级矛盾、进行文化控制的需要，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其表现之一便是大力提倡理学，奖励书院，因而书院在元代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另一方面，官府对书院控制严密，自由讲学风气不浓，书院充满官学气。元代书院藏书的来源主要是书院自行刻书、私人捐赠和书院出资购买，朝廷赐书尚无史料记载。书院藏书事业发展缓慢。

明代初期，书院仍维持着元代的规模。到嘉靖年间，随着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官学日益腐败，一批士大夫重新提倡自由讲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当时著名理学家王守仁、湛若水先后在各地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兴办书院，将书院办成既是学术研究中心，又能进行教学的机构。由于王、湛等人的大力倡导，书院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但由于统治阶阶级重视科举制度，只号召天下学子精研儒经，不提倡广泛涉猎、率性读书。受此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所以书院虽多，藏书丰富的却并不多见;另外，明代书院教育以“会讲“为特点，重清谈，轻读书，藏书事业因此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王、湛的学生继承其志向，在各地纷纷建立书院，于是书院越来越多，弥漫了自由讲学的风气，一些著名的书院往往终于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针砭时事，评议政治。这样就遭到了当权者的猜忌，发动了四起禁毁书院的案件，其中以权宦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一案为最，天下的读书种子霎时好像都被剿灭尽了。东林案后，明代书院就此一蹶不振。

至清，统治者一开始实行严酷的文化禁锢政策，他们害怕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会撼动其统治基础，对书院的活动严加控制。到乾隆、嘉庆年间，或许考虑到书院影响久远，禁不如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