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2年，壬戌年，大齐汉兴十二年，大秦乾元元年，大明延光七年。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演了一场血腥的夺位之争。大秦承德帝驾崩后第三天，毅王孙征淇悍然发动宫廷政变，意图废黜刚刚继位的新君孙宏相，谋篡帝位。

然而，这场政变从头到尾都显得有些儿戏，甚至可以说是虎头蛇尾。毅王孙征淇联络的数支外镇军队皆被京营官兵阻于城外，不得入城以助声势。经营数年的五城兵马司，尚未起事，大半将领突然遭到锦衣卫和皇城禁卫军的袭杀，使得整个五城兵马司陷入混乱当中。

埋伏于钟山的敢死军，在突袭之下，竟然未能夺取南京武备军械库，被驻守该地的京营官兵将其自爆焚毁，只能以冷兵器面对围杀过来的京营兵马。

而被寄予厚望的宫中暗桩--屈身投靠毅王的司礼监首席太监李富金，带领三百余武装太监围攻太后和新君所在的文华殿，但被十余名侍卫领着众多伴读少年和殿内的粗使杂役持以火枪击退，并在击杀了李富金后，尽数迫降了叛乱的武装太监。

当毅王世子带着近千名纠集而来的王府侍卫、附逆大臣所属家丁、杂役等组成的“大军”攻至皇城时，根本无法得到宫内叛党的任何响应。在硬着头皮强攻皇城时，遭到皇城禁卫军和锦衣卫的强力阻击。对方甚至还在城头上推出了数门轻型火炮，轰击以密集阵型攻城的叛军。

当日下午二时，分驻江宁和栖霞的新军前翼、新军后翼两部计五千余官兵，在永昌王、新军总制白绘的率领下，进入南京城，与城中的京营官兵一起朝叛军发动雷霆一击。

围攻观音门的附逆新军左翼千总熊仁甫趁乱之际，引兵击杀总兵邓传平，使得全军陷入混乱之中。熊仁甫联合数名不愿附逆的军官开始收容散乱的部队，并解除了对观音门的进攻，同时向城中的守军宣布反正。

至于围攻仪凤门的三千余太平镇叛军，在数攻城门不克后，士气低迷，至午后三时，闻知新军前、后两翼五千余官兵已经入城平叛的消息后，顿时如鸟兽散，朝太平方向逃去。总兵刘振彬带着数十名心腹，奔往江边，乘坐事先准备好的两艘大船顺长江而下，欲逃往朝鲜或北明。但在镇江附近，被长江水师所拦截，尽数就擒。

而在南京城内，随着新军前后两翼官兵的入城，肆虐的数股叛军便已开始消散瓦解，纷纷抛下兵刃，朝城中隐蔽的街巷、里弄躲藏，或者隐入百姓之家，更换衣饰，试图逃过官军的剿杀。

毅王世子带着数百名侍卫仓皇逃回毅王府，与毅王汇合，然后纠集仅剩的侍卫们借助厚实的护墙，准备负隅顽抗。

新军总制白绘带兵将毅王府团团围住，然后请旨宫内，示谕如何处置。

未几，皇太后下发懿旨，命令立即攻入毅王府，务必要擒下谋逆篡位之首--毅王。

当两门火炮被推到了毅王府大门，仅轰击数轮，便将府门破开，新军官兵们随即蜂拥杀入王府，争相抢立首功。

然而，毅王孙征淇却在内室拔刀自裁，唯有世子畏死，被官兵擒下，王府侍卫泰半被戮，余者皆束手就擒。

随后两个多月，整个朝堂及周边数十个府县，经历了一场浩大而残酷的清洗。

毅王孙征淇虽然畏罪自裁，但仍被枭首示众，毅王世子及毅王妻妾、诸子女亲属均被判斩立决。主动附逆的军镇、新军三百余军官将领被判满门抄斩，附逆普通官兵、侍卫、太监、杂役计一万三千余，皆杖五十后，徒流西北、乌斯藏，以及辽东等地，遇赦不免。

内阁首辅、华盖殿大学士杜远兴，内阁群辅、文华殿大学士徐德炎，被迫致仕荣休。

刑部尚书宋正扬、刑部左侍郎岳桂成、都察院右都御史靳彦志、左副都御史郝圣良、吏部左侍郎尹继安、户部右侍郎艾高远、太仆寺卿谈伯祥、常州府知府卓维铭、太平府知府时俊瑞、扬州府知府施先才、镇江府知府唐兴裔、徐州府知府周敬德等四十多名五品以上高官被革职拿问。

而宫内的司礼监、内宫监、御马监等八个监，钟鼓、混堂两个司，兵仗、银作、司苑等三个局，近六百余太监、杂役被锁拿锦衣卫诏狱，在一番严加拷问后，积极主动附逆者皆斩，余者皆徒流西北。

内阁次辅、文华殿大学士杜思谦擢升首辅、华盖殿大学士，内阁群辅、东阁大学士朱圣杰擢升次辅、文华殿大学士，增补户部尚书佘仁敏、太子少傅楚振轩入阁。

庆阳王、五军都督府右都督冯维武被敕封为冀王，永昌王、新军总制白绘被敕封为豫王，皇城禁卫军统领殷贵昌、京营前营总兵金昌平、京营左营总兵蒋家恒、新军前翼总兵闵成吉、新军后翼总兵侯世恒等十余平叛有功将领被敕封为侯、伯等爵位。

平叛结束后，新君孙宏相正式登基称帝，改元乾元。因皇帝年岁尚幼，暂不能理政，由皇太后代为摄政，至皇帝年满十八岁后，即退隐后宫，交付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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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松江府，上海县。

前明时期，在江南地区，随着商品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日益深入农村，促使农家经营的商品化不断提升，集中体现在传统的蚕桑丝织经济与新兴的棉纺织经济，带动了农户家庭手工业的专业化与市场化，经济收益明显增加，导致整个江南的农业结构发生变化---蚕桑压倒稻作，棉作亦压倒稻作，从而改变了先前该地区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农业模式，代之以与市场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的栽培，以及对蚕茧、棉花的深加工带动的手工业的飞速繁荣，于是出现了“早期工业化”。

当然，江南地区的这种“早期工业化”与齐国正在推进的工业化是截然不同的。在这里是指手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无数的城市居民和乡村农人，依靠蚕桑经济和棉纺织经济，赚取赖以为生的银钱，然后再在市场上购买外地运来的稻米，或者小麦、玉米等粮食。

及至目前，江南地区又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和平时期，曾经被清虏荼蘼破坏的工商业迅速得以恢复，并且在庞大的市场需求导向下，经济发展水平更甚往昔。

早在唐中期，韩愈曾作出了“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论断。待到了前明弘治年间，“江南赋税，供输甲天下”，已成为东南赋税重地。

目前，位于江南的苏松常嘉湖杭六府的赋税，约占大秦赋税总额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苏、松二府的赋税分别名列全国第一位和第二位。

江南不仅是赋税重地，而且也是农工商各业发达的经济重心。这里的城市和农家经营已经高度商品化和市场化，吸引了全国各地，乃至朝鲜、北明（一般冒充齐国商人）、日本、安南，以及齐国的大量商人汇聚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