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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用唐代修订的四书五经以南朝学说为主版本，来说明是南朝保存了国学。但是他们没看到北朝儒生因缺少社会特权，使北朝儒生重视自身的修身、立命，“用”字当头。这使北朝率先完成儒学的导向性革命：儒学从研究“道”转向为研究“德”。
儒学从天命和道中脱离出来，主流研究‘人’，确切的说主要研究“德”，是具有划时代的进步。而这一改变是北朝儒学的功劳，南朝儒学只起到理论上的补充作用。没有南朝那两本书，唐朝儒学就不能发展了吗。自欺欺人！
儒学是讲“经学致用”的，而且在两千年的儒学发展中，“经学致用”一直是儒学发展的一条暗线。
隋之后，小农经济兴起，逐渐在宋朝形成主体。人们必须通过科举才能进入官场治国，而能进入官场的人就太少了。这时候，儒学核心转向－－－－立命、安身。
儒学前期的核心功能是治国，治家族；后期是立命、安身。总的来说儒学就是用来‘用的’学问。经学致用也。
隋朝之后，儒学从再次确定“性本善”为起点，依次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是全面的善德，要把善德的本性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明确这些善德（致良知），最终人的行为不能脱离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在那个时代，单就“重君”和治理地方就已经可使儒学成功。而在魏晋之后，儒学已经吃掉法家。在十六国和北朝时候，儒生在庄园外没有太大的特权。但是有一个统计，北朝士族，在王朝官员中也能稳定的占到总数的70%之上，最高时占79%。南朝最高时士族官吏也只占81%，这是令人震惊的。
北朝重儒学，但不重也不行，因为他能用的治理地方的人员，也只有在儒生中寻找。不然让老道、大和尚去，还是让一字不识的武将、太监去。
士族虽在北朝社会特权不重，但有钱，有时间，有传承。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管理大族产业。他们近乎垄断文化和管理才能，使他们在北朝官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在士族的特权逐步下降已经成为不争事实之后，士族最终失去特权是迟早的事。士人不能一出山就当官，士人追求修身、立命之学，为将来的以才德取士，科举取士做好充足准备。唐朝诗人白居易参加的一种科举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在北朝缺特权的士人也只有做到才识兼茂，明于体用了。著名的《颜氏家训》就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著作人颜之推本是南朝士族，二十岁出头被北周掠走，但北周对士族还是很客气的，给他安排了官职。（WWW..l）颜之推归国心切，逃走了。可是无法南逃，就先逃到北齐，其才华横溢，在北齐也做了官。后北周灭北齐，又回到北周，在北周和隋代又做了官。从颜之推的经历来看，北朝并不是一片黑暗的。
《颜氏家训》是他在快六十岁时写成的。《颜氏家训》的主张就是“学贵能行”。讲究修身、处世，反对南朝士族对儒学高尖顶的研究。认为这是空谈高论，不务实际。传授儒学真正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法。
其对法在教学中的作用之重视，令人震惊，“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
《颜氏家训》证明了北朝儒学率先向“修身”、“安命”为核心的方向上转移。再次深刻的明确了儒学的‘以用为本’的入世思想。
北周有鉴于在官员的选取中只有用儒学人士，而出台了《六条诏书》（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规定，凡做不到这六条，加上不懂会计学的人，不得为官。这制度本是北朝儒学大家作出的，只是得到了皇帝的赞誉和大力支持。这六条反映了北朝大儒的儒学态度。
这个态度就是，儒学家第一要务是修身，学习有才华（治身心）。第二点是道德优（敦教化），懂经济（尽地利、使人富），会使用法律（恤狱讼），甚至还要学会数学（计账法）。这是何等的‘经学致用’！
儒学再次回到“经学致用”上来。后世王朝进入小农经济，没有大庄园供儒生实践，后世科举就取这六条中的前两条――有才华、道德优。等儒生考上进士之后再学习后四条。所以儒生登进士后，一般只给个“做副手”的官，先跟着学习一段时间。
儒学在成为古代主意识形态之后，汉儒讲天。做好事老天会奖励你；做坏事老天会惩罚你。使从孔孟荀一直传承的经学致用变了味，有向宗教靠拢的萌芽。
魏晋南朝讲道。人要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人要顺应“道”才能安身、立命。这个说法看似正确，其实却有很大问题。因为这个道（自然规律）到底是怎样的，人掌握不了。自然规律是什么，不要说古代，就是放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放到二十五世纪的将来，也恐怕不能完全研究出来，人怎么能完全顺应它。所以，魏晋研究这个“道”，研究成玄之又玄，或许是个必然。
正因为这个“道”玄之又玄，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有各自的标准，容易被“揉捏”，所以被大士族利用，形成自由式的思潮。
在我们知道没有天意，而道（自然规律）又不能被掌握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有学问，讲道德，成为人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最好方法。相“比较”而言的最好方法，也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现实的方法。
所以，北朝以讲究“自身修为”为前提，使儒学进入研究“德”的时代，开启了儒学的新篇章。所以，那以后儒学的主流是研究“人”，能确切的就是研究“德”。
因为北朝儒学更加强调了“学以致用”之后，儒学加重了它“积极入世”的思潮。过犹不及，其缺点是过于“功利”，“德”的培养成为教育中的重中之重。
从这一点上看，后来一千多年儒学的发展路线就非常清晰了。
隋朝之后，儒学从再次确定“性本善”为起点，依次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是全面的善德，要把善德的本性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明确这些善德（致良知），最终人的行为不能脱离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儒学从天命和道中脱离出来，主流研究‘人’，确切的说主要研究“德”，是具有划时代的进步。而这一改变是北朝儒学的功劳，南朝儒学只起到理论上的补充作用。没有南朝那两本书，唐朝儒学就不能发展了吗。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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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士族统治阶层不会轻易地让出手中的特权，又利用对“玄学”的垄断，必然会在社会的主意识形态上加强士族特权的理论。他们主研究的这个“道”必然会走向“士庶天隔”。他们会宣扬大自然其中的一个规律，就是：士就是士，庶就是庶。这样在这一层面上又会走成“天命论”，最后很可能被宗教哲学吃掉。这或许不是危言耸听，南朝还是“本体不分”的儒学，在“天命论”上拿什么跟佛学拼。
我的这一设想其实在南朝末已经有所表现，士族宣扬“士庶天隔”，佛寺林立。而古罗马帝国前期的思想学说，就是在被贵族发展成“士庶天隔”之后被宗教吃掉的。和孔子同时期的苏格拉底讲至爱至善；亚里士多德讲“|物质”。古罗马哲学主流斯多葛派前期讲万物的永存不朽，人人平等；晚期贵族产生开始消极遁世，讲宿命论。330年左右颁布一道法令禁止佃农离开祖种的土地，用现代话来说，他把佃农变成了农奴，终生依附在那块土地上。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被神教吃掉。